文章编号：1002-9826(2019)10-0003-07

　　DOI：10.16470/j.csst.2019180

从功能发挥的角度定义老年：对老年定义与健康测量的反思与探讨

The Discussion on the Definition of “Elderly” and the Health Measur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Ability

翟振武*,刘雯莉

ZHAI Zhenwu*,LIU Wenli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1490731)

　　*通信作者简介：

　　翟振武(1954-)，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人口与社会、老龄化，E-mail： zhaizw@ruc.edu.cn。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 China.

　　摘要: 科学合理的老年定义是认识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基础，也是重构老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的前提。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以日历年龄为唯一标准的老年定义已不符合新一代老年群体的实际情况，现有的健康测量工具也无法满足老年定义的现实要求。本研究在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新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从功能发挥的角度重新探讨老年定义，并进一步讨论对老年定义新标准的制定和操作化问题。立足于老年人的功能发挥程度，构建一套以老年人的功能为核心，以体育活动为测量形式的指标体系，全面测量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老化程度，形成多维度、多圈层、动态变化的老年定义体系，将有益于老年定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改变人们对老年人群体和老龄社会的认识。

　　关键词: 老年定义；老龄化；功能发挥；健康测量；体育活动；老年健康

　　Abstract: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finition of elderly is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aging society, and it is also the prerequisit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ublic policy system of the aging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ver-changing times,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elderly with calendar age fails to ref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old people. The existing health measurement also fails to meet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s of the definition of elderly.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definition of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ability proposed b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formulation and operation of new standard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ability of the elderly and taking the function of the elderly as the core and physical activity as the measurement, a set of indicator system can be constructed to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the health status and aging degree of the elderly and form a multi-dimensional, multi-layered and dynamic definition system of elderly. It will be conductive to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definition of elderly and chang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elderly and aging society.

　　Keywords: defini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aging; functional ability; health measurements; physical activity； elderly health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降低，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现象(陆杰华 等，2016)，人类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一现象本身并无好坏之分，而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在于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群体身体机能的衰退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消极影响：1)由于老年群体无法胜任生产劳动，将会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补充不足，使得劳动力供给减少，影响经济发展；2)由于老年群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甚至生活无法自理，将会对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赡养负担。

　　怎样才算“老”？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老年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社会的基础，也是重构老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的前提，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目前，老年定义以某一个固定年龄作为唯一标准，其背后缺乏明确的依据，难以反映不同世代老年人的巨大变化与同一世代老年人内部的差异性，也难以准确反映人口老龄化的真实程度和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甚至会误导人们对老年群体的认识和态度。面对世界与人口的新变化，在讨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展望未来的老龄社会之前，亟需审视和讨论老年的定义。

　　1 老年定义的背景：世界与老年人的新变化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迅猛进步、新兴行业不断兴起，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信息的飞速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生活便利程度。从生产层面来看，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和城市化的进程，逐渐减轻了人们从事的生产劳动对体力的要求，而对经验积累、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的要求不断提高。从生活层面来看，居住条件的改善、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各式各样辅助设备的发展，使人们独立生活的能力相对增强，在过去的生活环境下无法自理的人，在现有环境中可能无需他人帮助仍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在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老年人群体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由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处于同样年龄的不同世代人口，其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身心健康状况、财富积累状况、社会适应能力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后世代的人口往往在诸多能力上优于前一世代的人口。在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的时代同时是老年教育水平大提升的时代，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老年人口知识化与现代化的过程(翟振武 等，2016)，老年群体的人口素质在不断提升。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公共教育的大力推进，使得新一代的老年人将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特点，他们有着更高的文化素养、更广阔的见识、更开放包容的价值观、更好的身心健康状况、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多元的消费需求。换言之，在不远的将来，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将延长、健康状况得以改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自理能力增强，他们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孱弱、无助的群体，反而是掌握更多财富与资本的消费群体(乐昕 等，2016)。即使已经进入老年期，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老年人还在以各种形式为家庭和社会做出贡献。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再是只能接受子女的赡养，反而在提供日常家务帮助、照料孙子女等方面为子孙后代提供支持；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庭，以志愿者、兼职员工、全职职工等身份积极地进行社会参与，这些老年人不仅不是被抚养者，反而是家庭的支持者、社会的奉献者，是维持家庭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可见，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环境对老年人的支持力，降低了对老年人从事生产劳动和实现生活自理的要求，老年人参与社会的能力正在逐渐超越生理条件的限制，不断延伸和拓展(张文娟 等，2015a)。老年群体的崭新变化也在呼唤对传统观念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环境的变化还是人口自身发生的转变，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老年人”与“老龄化”。

　　2 对重构老年定义的探索与讨论

　　当前通用的老年标准以日历年龄为界，将60岁或65岁作为划分老年群体的主要依据。这一做法源自于联合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提出的两套方案，其背后有对当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养老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状况的考量，且与各国的养老金制度和退休制度息息相关。但是，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人口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两套标准自其制定之日起却几乎从未有过变动。时至今日，各国政府和学者无论是在分析人口老龄化的未来趋势还是其经济社会影响时，都还是以这两套标准作为基础，即使是在已经推迟退休年龄的国家，其本质上也还是在用日历年龄作为界定老年的标准，只是日历年龄的数值发生了改变。作为一个以日历年龄为基础的静态标准，这一定义存在5大问题：1)尽管这一标准背后有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考虑，但实际上还是缺乏明确的、清晰的依据和解释，日益缺乏说服力；2)由于60岁或65岁一般是各国老年人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因此从本质上看，这一标准是将老年人的退休年龄作为老年的定义，而非以老年的定义作为退休的标准，事实上退休年龄与老年定义存在本质区别，不应完全对等；3)个体的衰老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不存在某一个年龄前就是“年轻”，而达到某一个年龄后就立即“变老”的情况，但这一标准仅以固定的日历年龄作为界定标准，缺乏动态性，实际上暗含着个体在达到某个年龄后就会立即“变老”的假定；4)个体的衰老涉及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多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变化过程，以日历年龄作为衰老的标志存在片面性、单一性，难以全面反映个体的老化状态；5)这一标准将超过一定年龄标准的人口统一归为老年群体，存在笼统的“一刀切”问题，无法反映老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而事实上，不仅是不同年龄之间的老年人在健康状况、生活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即使是在同一年龄的老年人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此，以固定的日历年龄作为老年标准的做法，不仅掩盖了老年人群体的代内和代际差异，还容易导致对老年人的陈旧观念、刻板印象和年龄歧视。

　　随着老龄研究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日历年龄很难准确反映老年群体的真实状况，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定义老年(翟振武 等，2014；彭希哲 等，2017)。国外有学者提出了以余寿后推的方式定义老年的思路，以余寿低于某一标准时的年龄(比如余寿低于10年或15年)作为老年的起点(Sanderson et al.，2008)。余寿后推的基础是生命表技术，其实质是将老年期视作在死亡前停止生产劳动、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的阶段。这样，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的起点也会不断提高，从而实现老年定义的动态变化。国内有学者对这种方式进行了应用。比如，郭震威等(2013)利用余寿后推的方式，计算了2000-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演变情况，发现，若按此测量指标计算，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人口抚养比将明显低于传统指标。吴连霞等(2018)运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1990-201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按动态年龄指标测算的老龄化程度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均趋于下降而非上升。卢敏等(2018)将期望余寿15年作为老年定义的新标准重新测算了中国老龄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人口态势，研究认为，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老龄化语境将不会如传统老年定义下那么沉重。

　　不过，余寿后推是基于生命表技术进行的逆向推算，决定老年起点的关键在于对“余寿”期限的设定。无论是10年还是15年，如果设定这一期限是缺乏依据的，那么以此法对老年进行定义就还是存在依据不明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不考虑老年人健康状况随预期寿命发生的变化，直接使用此法还可能会引发对人口老龄化形势的误判。具体而言，如果预期寿命的延长伴随着的是老年人健康状态的延伸，即残障期压缩模式，那么即使进入了老年期，老年人仍旧能以各种方式参与生产生活，继续对社会做出贡献而非造成负担，此时使用余寿后推具有合理性，可以反映出衰老过程的延缓和老化状态的推迟。但如果预期寿命的延长伴随着的是带病或带残时间的延长，即残障期扩张模式，就意味着老年人将对医疗和照护产生更大的需求，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余寿后推的方式定义老年，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如果要以余寿后推的方式来审视老龄化，必须要在充分考虑老年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合理设定余寿期限。

图1健康老龄化的理念框架

Figure 1.The Framework of Healthy Aging

　　注：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15。

　　3 老年定义的关键变量：健康状况及其测量的多样性

　　实际上，无论是对人口老龄化还是对老年定义的讨论，其背后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一直以来对老年的各种定义和标准，离不开对衰老或者说健康状况变化的时间节点的考虑。针对老年人的社会调查也反映出，即使是老年人群体本身，对于“老”的认识也往往不是基于特定的年龄，而是基于身心健康状况[2014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询问了老年人“您觉得人什么时候开始变老”这一问题。结果显示，“生活不能自理”“脑子不好使了/记忆力下降”“行走不便”这3个涉及到身体健康状况变化的选项成为了排名较为靠前的选项，3项占比接近60%，而“退休”“老伴去世”等生命事件并未成为主流，说明对于大部分老年人而言，“老”主要意味着身体上的衰退和失能，而不仅仅是某个事件的发生或某个具体年龄。]。那么，何谓“健康”？“健康”又该如何测量？什么样的健康测量可以用来界定“老年”？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重新诠释了健康老龄化的内涵。《报告》认为，健康是老年人能够完成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所具备的根本属性和整体属性。“能够完成”是健康的关键表现，即健康应是老年人的身心状况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这种水平能够满足实现其目的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报告》进一步将健康老龄化诠释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发挥的过程，包括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2个维度。内在能力是指个体在任何时候都能动用的全部身体机能和脑力的组合；功能发挥是指使个体能够按照自身观念和偏好来生活和行动的健康相关因素，与个体的内在能力和个体所处的外在环境有关。内在能力可视作老年人的客观身心健康状况，会随着衰老的进程而无可避免地衰退，但功能发挥却并不一定会随着日历年龄的增长而受损，只要能够保证老年人的功能发挥状况维持在较高水平，就可以保证老年人维持独立生活的状态而无需他人的支持与帮助。据此，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保证老年人的功能发挥才是健康老龄化的终极目标(图1)。

　　健康的本质是功能的实现。无论是生理、心理还是社会适应能力，只要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满足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甚至是生产劳动的需要，那么无论日历年龄为何，这样的人似乎都不应该被归为老年人，或者说至少不能被视作是“依赖型人口”。以功能为核心进行的健康测量，才能作为科学定义老年的依据。

　　尽管目前相关研究多沿用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认为健康应当包括躯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等多个维度，但在实际测量时却难以统一，往往仅采用一个或同时使用多个健康指标来反映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状况。比如，最为常用的自评健康、相对健康、自评健康变化等主观指标，日常生活能力(ADL)、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慢性病患病情况、认知能力等客观生理健康指标以及抑郁程度、孤独感等心理健康指标。这些测量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老年人群体的健康状况，但都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自评健康状况反映的是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笼统评价，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且会受到老年人性别、年龄、阶层、外部环境等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往往难以反映老年人真实客观的身心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虽是客观指标，但只能反映出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一个方面，不患慢性病并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健康，而患有某些疾病也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无法维持功能的发挥和实现。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一些过去会严重影响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的疾病也在逐渐得到缓解。如曾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视力下降问题，如今只需佩戴一副眼镜即可解决。此外，患有一种或多种疾病，也会对老年人的功能实现产生不同影响。因此，若以患病情况作为衡量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标准，需要仔细讨论选取几种疾病、哪些种类的疾病才能全面地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较之于其他测量指标，ADL、IADL测量能够较好地反映老年人功能发挥程度，这些测量既能够反映老年人内在能力的状况，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外在环境的支持程度，而且已开发出了较为成熟的测量工具，在当前的健康评估和健康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ADL量表一般是考察老年人能否自己吃饭、洗澡、穿衣、如厕、室内移动，即其能否实现“基本自理”的功能，IADL量表考察的则是老年人能否进行购物、洗衣、做饭等基本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只是对老年人实现生活自理的基本要求，因此，只能区分出自理能力重度受损的群体。换言之，这样的测量只能从生活的角度识别出功能状况已无法满足自理要求的群体，而无法识别出老年群体在其他领域的功能实现程度。举例来说，在生活上无法自理的老年人，显然无法从事生产活动，但在生活上尚能自理的老年人，也不一定还能从事生产活动。而无论是ADL还是IADL，显然无法区分出在生产上已经“进入老年”的群体。事实上，“自理”与“健康”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不健康”的老年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无法“自理”，若只以能否自理定义老年健康，则会缩小不健康人群的范围，若将所有不健康的老年人都视作无法自理，则是错误地扩大了需要照料支持的人群规模，而且，这些测量基本只考虑了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状况，并未考虑到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此外，在已有的不同社会调查中，对日常活动能力和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的操作化测量并无一致的规范和标准，具体设置的项目内容和数量存在很大差异，得到的统计结果差别很大，降低了项目间统计结果进行比较的可行性(张文娟 等，2015b)。

　　近年来，考虑到健康测量的复杂性和传统健康测量指标的单一性，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建立一些综合指标体系，以更好地评估和反映老年人的综合健康状况。比如虚弱指数(顾大男，等，2007；巫锡炜 等，2019)、健康累积赤字指数(顾大男，2009)、生理年龄(李婷，2017)等。这些研究都是对健康测量指标的有益探索。不过，由于研究目的、研究背景和使用数据的差异，这些研究之间在指标选取上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尚未形成一致、成熟的指标体系。此外，上述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分析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状况，反映老年人的客观生理功能情况，并未完全落脚到对功能发挥程度的考察。

　　4 从功能发挥的角度重新定义老年

　　重新定义老年，离不开对当前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分析和对未来老年群体健康趋势的判断。对健康的定义不仅需要考虑内在能力，还要考虑外在支持环境，此外还要考虑两者的动态变化。不仅需要考虑单一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还需要考虑生产、生活、社会参与、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而现有的测量指标中是否患病、自评是否健康、心理抑郁程度、认知功能甚至日常生活能力等健康评价指标，都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老年人的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程度，自然也难以据此准确定义老年。

　　既然健康的本质是功能的发挥，那么未来对老年定义的探索和讨论，也应从功能发挥的角度进行，以能否实现某种功能、能否无需帮助就能完成生活生产中重要的事情作为判断是否“变老”的依据，并且要按照不同领域的不同功能要求、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世代更替的新特点、新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比如，在生产领域的“老年”，应是个体的能力无法胜任生产劳动的要求，即在生产劳动上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在生活领域的“老年”，应是个体的身体功能无法满足独立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在社会领域的“老年”，则是个体无法适应社会、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交往，是个体社会适应力的衰退。只有从功能的角度出发，从生产生活的多个层面确定老年起点，才能真正反映人口老化的程度，准确判断其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这就需要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能够对老年人的功能状态进行准确的测量。

　　当然，不同领域对老年人的功能状态要求不同，如果都分门别类地详细测量，显然会使得测量体系庞大繁杂、过于细致，缺乏简洁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对测量指标的选取既要覆盖全面又要简便易行。具体而言，这套指标在功能上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老年人的功能状态，在结构上较为简洁直接，在具体操作上简单易行、便于推广，能够在人群中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这将是老年定义研究中的一大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体育活动可以作为一种测量方式加以考虑。

　　对老年人群而言，体育活动是一种锻炼形式、娱乐方式，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能力的测试。不同的体育活动对老年人能力的要求不同，简单的散步、慢跑几乎只对老年人的体能有一定的要求，而不太涉及其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适应状况；游泳、登山、骑自行车、长距离行走等则对老年人的体能提出了相对更高的要求。而篮球、足球、跳舞、乒乓球等团体性体育锻炼活动，一方面要求老年人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能够满足相对剧烈运动的体能要求；另一方面，这些活动需要老年人与他人协作完成，因此需要老年人达到一定的心理健康水平，具备一定的认知功能、反应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这些不同活动之间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梯度性功能要求结构。虽然，体育活动并非专为功能测试而设计，而更多的是为老年人的休闲娱乐生活服务。但是，由于其客观上存在着对体能、认知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要求，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对老年人功能的测试形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能在对不同体育活动的功能要求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选取一组体育活动指标，编制一套体育能力测试标准对老年人的功能进行测量，就可以反映出老年人的能力发挥程度高低。这套标准中既可以有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体育锻炼形式，如慢跑、散步、乒乓球、广场舞等，也可以纳入一些经过专门设计的、有针对性的体能测试项目，如握力测试、平衡性测试等。标准既要有反映老年人基本活动能力的指标，也要有测量不同老化程度的多层次指标，从而构成一套具有全面性、层次性的，可以衡量老化程度的科学指标体系。它可以将目前一些反映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测量指标，如慢性病患病情况、日常生活能力等囊括在内，较为综合地反映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比如，能够跳广场舞的老年人，显然生活能够自理，即使是患有慢性病，但疾病显然还尚未影响其基本生活能力，那么这样的个体在传统“自理”意义上显然就还不算“老”。

　　实际上，在以往的一些研究或社会调查项目中，已经有部分调查项目涉及了对老年人体育活动状况或身体素质的调查和测试。比如，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中，设计了8个项目对老年人的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进行测量，其中包括“连续走1 km”“提起大约5 kg的重物”和“连续蹲下站起3次”这3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对老年人体能的测量，只不过在现有的研究中这些指标被用来界定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其有效性可能会受到外在支持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的家户问卷中也遵循IADL设计理念，设置了“跑或慢跑1 km”“走1 km”“走100 m”“在椅子上久坐再站起来”“不停地爬几层楼”“弯腰、屈膝或下蹲”等涉及满足老年人日常活动所需体能的问题。除此之外，CHARLS还设计了专门的体检问卷，利用专门的设备对老年人的握力、平衡能力、步行速度、重复从椅子站起的时间等身体体能状况进行了现场测试，这些指标实质上就是在测量老年人客观的体能状况和身体素质，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老年人的衰老程度，且与老年人其他功能的变化甚至是死亡都息息相关。比如，已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反映肌肉力量的握力是死亡和认知功能障碍的有效预测指标(刘晓璐 等，2018；Rantanen et al.，2003；Leong et al.，2015)，而测试握力是极为简单方便且成本低廉的。不过，仅以握力这一个指标，显然难以反映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对老年定义的不同要求，还应构建一套全面的指标体系才能不失老年标准的全面性。

　　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套以老年人的功能为核心，以体育活动为测量形式的指标体系，将其作为反映老年人“健康”状态和“自理”状态的测量工具，甚至是作为界定老年、衡量老化程度的科学标准，有其独特的优势。

　　1)与简单直接的自评健康、比较健康、慢性病患病情况等健康评价指标相比，这样的指标体系显然更为客观、真实、准确，也更能够反映出老年人的内在能力和功能发挥程度；2)与目前广为使用的ADL、IADL量表相比，这样的指标体系更易标准化，更能够准确反映老年人的内在能力。尽管不同研究项目的题目设置存在差别，但在ADL、IADL量表的测量题项中，基本都包括了洗衣、做饭、洗澡、如厕、购物等活动，这些活动对老年人内在能力的要求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对于过去的老年人而言，洗澡、做饭意味着要自己生火、烧水，甚至是远途打水，对老年人有着较高的体能要求，而燃气灶、花洒、热水器等设备以及天然气、液化气等燃料的普及则大大降低了这些劳作对老年人身体能力的要求。过去的老年人购物必须要走出家门、自行搬运货物，但随着互联网购物平台的日渐普及以及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网络购物、送货上门进一步降低了对老年人自行购物能力的要求。因此，在不同环境下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其身体素质或者说内在能力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无法完全剥离支持环境的影响，其可比性和有效性会受到国家、地区、时代变化的影响，而各类体育活动对老年人内在能力的反映则更加准确，不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3)与利用老年人的生理生化指标构建的生理年龄相比，这样的一套指标体系更为实用也更易推广。一方面，这套指标体系是从功能的角度对老年人的生活生产能力进行测量，更加符合老年定义的本质要求，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也更加具有实际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对生理生化指标的采集往往需要通过一系列仪器设备，甚至需要在实验室中进行，对时间、人力、物力要求都更高。而这套指标体系以日常的体育活动作为测量形式，更加简单易行，便于在人群中大规模开展调查；4)与简单余寿后推的方式相比，以这套指标为基础进行的老年界定，其背后的依据是对老年人功能状态的测量，考虑到了老年人在余寿中的有效活动期，因而更具有明确、科学的依据。

　　以一套简单、易行、有效的以功能为核心、以体育活动为测量形式的标准来定义老年，能够更为贴近“老年”或者说“老化”的真实含义。而且，由于这套标准会涉及各类型的、对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存在不同要求的体育活动和体能测试，这样的标准不仅能区分“年轻”与“老年”，还能够依据老年人对不同活动的实现程度来测定老化的程度，从而可以划分“进入老年”“轻度老年”“重度老年”等不同老年阶段，较之于目前以日历年龄作为划分标准的“低龄老年”和“高龄老年”，更具科学性。

　　这里要强调的是，如何定义老年不仅与微观个体的功能状态有关，还更多地与经济社会制度、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息息相关，需要从宏观层面出发对老年人群进行划分，因此在现实操作中，日历年龄仍旧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划分方式，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老年的年龄起点。虽然个体的异质性无法避免，“老年”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尽相同，但是从人群的角度，我们可以按照上述设想构建一套指标体系，先在小规模人群中进行测试、调整，而后进行大规模的推广，最后形成普遍意义上的老年标准。根据新的老年标准，借助不同的社会调查或普查，我们就能对人群的功能状态进行监测，分析人群功能状态随日历年龄增长的演变趋势，计算在某个年龄上达到某种“失能”状态的人群比例，或者计算达到某种“失能状态”人群的平均年龄及其浮动区间，在此基础上确定老年起点，划分老年群体，就能够使老年定义更加科学合理，且可以随着人口状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具有动态性和适应性。

　　5 讨论

　　老年定义在老龄社会中是事关基础、涉及全局的问题。科学合理的老年定义既是相关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重构老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的前提。只有正确认识和确定什么是“老年”，才能正确看待当前的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才能准确判断未来老龄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老年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与之对应的养老保障、劳动就业、医疗服务等制度体系。

　　在新的人口发展形势下讨论老年定义，是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剧烈变化的老年人口状况与固态刻板的现有老年标准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必然要求。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和身心健康素质的不断增强，老年人群体在世代更替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已然不是被救助、被供养的“弱势群体”，而是具有独立的生活能力、能以多种方式为社会和家庭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然而，现有的老年定义仅以日历年龄作为划分标准，其背后缺乏明确清晰的依据，且该标准与现有的劳动就业、养老保障、退休金制度完全挂钩，将身心健康状况仍然适合劳动生产的老年人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的老年人视为需要养老照护的对象，将还能为子女和家庭提供经济和劳务支持的老年人视为被供养者，这不仅从社会文化上造成了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年龄歧视，还从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夸大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担和威胁，存在误导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风险。

　　对老年定义的重新讨论和思考，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不是一个无聊的数字游戏，而是事关老龄社会全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探讨重构老年定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应将讨论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对老年定义新标准的制定和操作化问题上来。重新定义老年，不能简单地将日历年龄作为唯一标准，也不能笼统地将是否健康作为唯一标准，而应立足于老年人的功能发挥程度，在充分考虑生产生活不同维度对老年人功能发挥程度的要求，充分囊括老年人的生理、心理、认知、社会健康等内在能力状况以及外在环境对老年人支持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多维度、多圈层、动态变化的老年定义体系，并开发出一套标准化、有代表性、可比较的健康功能测量工具，依托社会调查和监测，科学、动态地确定老年新定义。

　　无论是对老年定义的讨论，还是对老龄社会的讨论，都反映出人们希望健康寿命能够不断延长，老年的起点能够不断推迟，即“冻龄”。这无论是对个体、家庭还是社会，都意味着生活生产能力的加强和抚养负担的减轻。那么，如何实现“冻龄”？如何能够尽可能地维持功能水平，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已有研究表明，适当的体育锻炼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适当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程度，帮助老年人提高身体素质、延缓身体机能的衰退(高淑清 等，2016)，还有益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改善孤独感、提升幸福感(陈爱国 等，2010)并能够维持和增强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健康(宋月萍 等，2015)。因此，从公共政策角度而言，发展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推动全民健康运动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群中不健康(或失能)群体的比例，逐渐降低在同一年龄中不健康(或失能)人群的比例，从而推动老年起点的不断推迟和“老年”定义的不断改变，这对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将是极为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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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9-08-05； 修订日期：2019-10-03； 编辑：丁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