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9826(2019)10-0022-10

　　DOI：10.16470/j.csst.2019026

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队列分化机制研究——基于个体、家庭和社会网络支持的视角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Cohort Differentiation on Physical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 Perspective Based on Individual，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Support

王富百慧1*,谭雁潇2

WANG Fubaihui1*，TAN Yanxiao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TY015)；国家体育总局科技服务工作

　　基金项目:(2017B028)

　　∗通信作者简介：

　　王富百慧(1983-)，女，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老龄化、青少年健康行为、科学健身与健康促进、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E-mail: wangfubaihui@ciss.cn。

　　作者单位：1.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61；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1.China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Beijing 100061, China；2.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摘要: 体育锻炼是关乎老年人个体健康水平和社会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从生命历程的队列视角探讨老年人体育锻炼意义重大。分析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后发现,较晚出生队列中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度更高。通过多重队列的比较研究发现，队列间个人支持、家庭支持、社会网络支持等影响机制的分化主要体现在较早出生的队列更容易受到健康的限制，并且有配偶、子女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更高，但有常联系亲属可能反而会降低他们锻炼的参与率，受限于生理因素和资源累积劣势，参与锻炼更可能是缺乏亲属和社会网络支持的替代补充品；较晚出生队列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有朋友支持和社区环境支持的老年人锻炼参与率更高，健康和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程度没有年老队列的明显，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增加了累积优势，参与锻炼更可能是出于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从生命历程视角阐释特定社会情境中生理和社会因素在体育锻炼的差异和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为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考察老年人体育锻炼影响机制、调整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 老年人；体育锻炼；老年健康；队列差异；影响机制分化

　　Abstract: An important factor related to the elder’s personal health level and healthy aging is physical exercise. However, few studies are based on the cohort view of life-course theory. In this paper,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aged in late birth cohort engage in more physical exercise,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of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2016).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of multiple cohort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 from personal support, family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 support is mainlyre flected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ld people in early birth cohort is more susceptible to health restrictions, and these elders with spouses alive and well-educated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exercise but their participation rate decreases with a higher number of other relatives frequently contacted. Limited by physiological factors and disadvantages of resource accumulation, their engagement in exercise could be an alternative supplement for lacking support from relative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contrast, the aged in late birth cohort tend to take part in exercise more actively with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ore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their community environment. The eff-ects of health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are less obvious than the older cohort.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s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increases 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As a result, participation in exercise is more likely to result from a healthy life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and change of impacts of physi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on elder’s exercise participation rate in specific social situations. I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physical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social, family and individual levels, contributing to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health promotion policies.

　　Keywords: the elderly; physical exercise; elderly health; cohorts’difference; influencing mechanism differentiation

　　中图分类号:G806 文献标识码:A

　　我国于21世纪初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0%，2017年这一群体规模已达1.6亿，占总人口的11.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据预测，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8亿，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突破4 000万[数据来源：《2016—2022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人口快速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与之相伴的老年人口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因为伴随身体各项机能老化而来的是功能丧失，以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人口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张兴文 等，2016)，养老、医疗、康复、照护等需求凸显。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并不等同于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老年人带病、带残生存的时间反而更长(谭纪萍 等，2012)。

　　证据表明，规律的体育锻炼可以减少冠心病、糖 尿病、高血压等常见慢性病的患病风险，是维持能量平衡和控制体重的基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周至少应进行150 min的中等强度体育锻炼，并在2010年提出了老年人体育锻炼有益健康的全球性指导建议，阐明了体育锻炼的频度、时间、强度、形式和总量与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间的关联性。2015年，在《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进一步从生命历程角度阐释了健康老龄化的全新理念，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多样化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根源于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所有事件和经历，这些常常是可以被改变的。尽管，缺乏体育锻炼是诱发老年人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袁雪丽 等，2016)，但它并非是在老年期一蹴而就，而是终生不良生活方式和机能不断老化的累积效应(何媛 等，2015)，这也就突显了建立贯穿生命始终的体育锻炼习惯的重要性。

　　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升了对老年人健康的关注，已有研究证实体育锻炼能通过改善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湛冰 等， 2017； Hand et al.，2012；Paul et al.，2013；Viladrosa et al.，2018)。我国老龄化具有老龄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这使得深入开展老年体育锻炼相关研究，推动我国老年体育发展和健康老龄化显得较为重要和紧迫。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层面：1)调查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动机及现状，对地区老年体育发展事业提出相应建议；2)将体育锻炼状况作为解释变量，通过研究其与健康(柯丹丹，2017；于洪军 等，2013)、大脑认知功能(郭璐 等，2014；蒋长好 等，2015)、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高兴桂，2012；韩月清，2008；李小虎，2013)等变量的相关性，来验证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重要功能及意义；3)在认识到我国老年体育锻炼的实践开展并不理想的情况下，探究影响老年人体育锻炼的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在个人因素方面，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制约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陈金鳌 等，2015；李晓红 等，2013；王玲玲，2017)，对能力和积极态度的信念也是重要的相关因素(Pollard et al.，2011)；从社会文化来看，家庭成员、同龄人和社会体育工作者的参与和社会支持可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孙辈对祖辈的影响还与双方的性别匹配相关(陈金鳌 等，2015)；在环境上，交通不便利、不安全，气候、住区内外建成环境都可能是影响因素(李晓红 等，2013；赵俊，2016)。

　　上述研究虽然为老年人体育锻炼提供了实证支持，但都忽略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验证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变化时不能忽略时间效应，尤其在科技、医疗以及经济迅猛发展的近10年。体育锻炼的变化趋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观察角度不同所得的趋势和结论也不尽相同。以往研究较多从时期角度观察，其暗含的假设是所有出生队列的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差异变化一致，忽略了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的交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到观察结果的差异变化(李婷，2018)，且截面数据之间的比较也无法排除时代和老年人口代际更替的影响(杜鹏 等，2014)。

　　因此，队列效应不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更是从生命历程视角探讨社会变迁与老年体育锻炼之间关系的重要思路，用以理解生理和社会因素在体育锻炼的差异产生和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本文考察不同时代出生的老人，因生命历程的差异产生的累积效应，晚年体育锻炼的参与情况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并尝试探讨分化的机制，验证个人支持、家庭支持和社会网络支持等结构性因素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以生命历程的队列视角看待老年人体育锻炼变化趋势，有助于消除结构性不平等造成的健康劣势累积过程，尽早发现可能诱发健康资源获得不平等的诸多社会问题，可为健康促进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新视角，以提升我国老年期体育锻炼的整体水平。

　　1 文献综述

　　1.1　生命历程理论和队列视角　

　　生命历程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认为个体生命过程是由一系列生命事件组成的(邹佳 等，2013)。强调经历事件的多样性，研究重点置于找寻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显著影响，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看作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其理论研究范式的创新之处是对“时间”的重新定义，从“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3个维度解释个体的生命过程(李强 等，1999)，分别代表生理年龄、社会环境对个体选择的实时影响和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命轨迹的影响。该理论中，“队列”通常是将生命的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相联系的“时间”维度的重要载体，它区别于传统的时间概念，从不同维度解释了个体生命历程与时代变迁的联系(王富百慧，2012)，体现了这种多元化的“时间”概念对事件和角色等生命轨迹的建构，生命历程视角下多重队列的比较研究具有必要性。

　　1.2　现有老年人体育锻炼研究缺少队列视角　

　　在生命历程视角下讨论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变化，无法脱离“队列”这一载体。尽管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机能日益衰老的过程是自然规律，但生活环境、健康素养、经济状况等社会因素在不同个体生命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老年人口更迭过程中的代际差异都需要清楚的证明。长期以来，在研究老年人体育锻炼变化趋势时，重点考察了年龄因素，证明年龄是影响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进而解释健康差异，鲜少从队列角度深入讨论社会环境对个体健康选择的实时影响，以及健康素养认知差异的历史时代成分。事实上，从时期角度观察的变化，容易受到数据年龄结构的影响而出现较大波动，以队列为基础的变化趋势更加稳定(杜鹏 等，2014)。队列视角的研究优势恰好在于它的影响力集中于同期出生的老年人(李婷，2018)，可以准确剥离体育锻炼在不同出生队列中的分布规律，解释他们共同经历的外力(如社会经济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等)与内力(如个人健康素养的提升)交互作用通过缓慢积累或延迟发生来对健康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了晚年的健康分化。但体育锻炼作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若忽略队列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无法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准确把握，进一步使得以往对于年龄、体育锻炼和健康三者之间关系的结论，无法准确解释晚年健康状态究竟有多少源自于体育锻炼，以及社会支持性环境在延缓机体衰老进程和促进健康素养方面的机制。

　　因此，讨论老年人体育锻炼的情况时，“队列”同样是一个重要视角。不同队列本身就是不同生活环境、健康素养、经济状况等社会因素在不同个体生命过程中的烙印，一些影响因素，如个人支持、家庭亲属支持和社会网络支持对其的作用机制在代际中的差异都需要更清楚的证明。

　　2 研究假设

　　本文将分析不同队列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情况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充分考虑不同时代出生的老年人因生命历程的差异产生的累积效应，在晚年参加体育锻炼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队列效应不仅体现在影响老年人最终的体育锻炼，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个人支持、家庭支持、社会网络支持等因素对体育锻炼影响机制的队列差异化。因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2.1　体育锻炼参与的队列差异　

　　人体自然衰老的过程中，各项身体机能随年龄的增加而显著下降，体育锻炼的能力和程度也会随之下降。以往研究着重从年龄因素考察体育锻炼的变化趋势，从生理角度理解衰老过程，但却较少从多重队列视角验证这一结论，即忽视了所处社会环境因素的加速或减缓作用。伴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国家对公共健康关注度的提升，不断改善的健康支持环境可以为较晚出生的群体提供除卫生医疗以外更多的健康素养储备，从而延缓衰老和功能丧失。

　　假设1：相对于较早的出生队列，较晚出生队列中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度更高。

　　2.2　体育锻炼与个人支持　

　　老年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生理上会表现出新陈代谢放缓、抵抗力下降、生理机能下降等特征。体育锻炼和健康本身是相互作用的，但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健康水平、活动能力的普遍降低，加之以健身锻炼等方式追求健康生活的观念相对落后，健康状况更易成为限制其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且出生年代更早的老年人，由于其一生获得的健康资源更短缺，加之在同时期表现为到达生命历程的更晚期，加重了不健康状态的累积劣势，对体育锻炼的限制更大。

　　假设2a：相对于较晚的出生队列，较早出生队列的老年人体育锻炼水平更容易受到生理和健康因素的限制。

　　已有研究证实，体育锻炼存在城乡差异，且多认为城市老年人体育锻炼优于农村老年人(李捷 等，2018； Sallis et al.， 1999)，但很少深入讨论老年人体育锻炼城乡差异的变化规律。队列变化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的影响，城乡老人健康差异的队列变化是农村城市资源分配上的差异在不同出生队列中积累演化的结果之一(李婷 等，2014)。本文认为，与城市相比，农村在经济、教育、卫生资源配置上长期处于劣势，农村老年人终生都在获取不平等的健康资源，由此造成的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累积劣势具有一定的惯性特征，难以通过短期政策效应弥补，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各项资源的发展和利用不断完善。例如，从年均收入来看，城乡老人的绝对差距在不断拉大(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2012)，对于较晚出生队列中的老年人，其经济资源的获得可能存在更大的城乡差距，导致健康优劣势的城乡差距在同期人上的体现随着世代推移而增加。

　　假设2b：相对于较早的出生队列，较晚出生队列中老年人体育锻炼水平城乡差距较大。

　　另外，以往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老年期健康水平和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李晓红 等，2013)。有较好的家庭出身、较高的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老年人，可以长期享有教育、经济和健康资源优势，而这一优势会通过年龄机制放大，导致老年期优劣势个体之间的差距增大(李婷，2014)。事实上，老年期的健康劣势可以通过自我选择而改变。进入老年阶段，特别是老年的晚期，社会关系、社会支持及控制感等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消失(House et al.，1994)，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减弱，不再成为引发健康差异的主因(Lowry et al.，2009)，生物学因素的决定效应增强，甚至超过了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

　　假设2c：相对于较晚的出生队列，社会经济地位对较早出生队列中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影响更弱。

　　2.3　体育锻炼与家庭支持　

　　中国家庭是代际支持不可替代的核心，具有持续稳定、双向流动、非等价交换等特点(陈丽丽，2018)。传统的由子女照料父母的反馈式代际关系逐渐发生转变，双向互惠的家庭关系已逐渐形成(王跃生，2008)。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的现象已十分普遍，一定程度上可能挤压老年人健康获得的经济投入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这种单向传递到双向互递的逐步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支持上，也可能体现在文化传递和情感传递上，越传统的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扮演单向传递接收者角色的可能性越大，对传递的主体—子女的依赖性也可能越大。

　　假设3：相对于较早的出生队列，家庭支持对较晚出生队列中的老年人影响较弱。

　　2.4　体育锻炼与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个体通过自身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获得社会资源、情感资源、物质帮助等各方面社会支持的一种关系网络。既往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网络与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高度相关。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家庭型网络、朋友型支持网络和多支持型网络等多种类型，一般来说，家庭型网络比朋友型支持网络有更高的易获得性。主流观点认为，由于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及由于退休、住院等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社会交往困难增加，使其社会支持网络更易受到影响(肖琦 等，2017)。此外，本文认为，考虑出生队列的累积劣势，在更加传统年代出生的老年人群更容易处于获得难度更小的社会支持网络中。

　　假设4：相对于较晚的出生队列，较早出生队列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更可能受到较易获得的社会支持的影响。

　　3 数据、变量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该调查是一个全国连续大型社会调查，除2011年和2012年2次试调查，至今已经开展了2次追踪调查，分别为2014年基线调查和2016年追踪调查。旨在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老年人社会、经济背景数据，研究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调查内容中涉及的个人成长史、家庭史、职业历程、健康与体育锻炼经历等符合生命历程视角下多重队列研究的要求。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处理数据时筛选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删除缺失值和奇异值后有效样本共计8 669人。

　　3.2　变量　

　　本文基于CLASS(2016)问卷中“在过去1年中是否参加过体育锻炼”的问题，以是否参加(0=否，1=是)为因变量。

　　根据分析方法的需要，本文以出生队列为解释变量，将出生队列进行分组。考虑到社会发展变化的渐进特点以及我国文化传统中关于“代”的定义，本文以10年为分组间隔，将临近的10个出生队列归为一个队列组，即1936年以前出生=队列组1，1937—1946年出生=队列组2，1947—1956年出生=队列组3，共3个队列组。

　　核心自变量包括个人支持、家庭代际支持、社会支持网络，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特征和童年经历。所有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控制变量包括性别(0=女；1=男)，在分队列探究时还加入了年龄变量；童年时是否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童年是否挨饿是早期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也属生命历程的一部分。有研究证明，早期困难经历会对晚年健康状态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可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减弱。本文将此纳入控制变量，也可用以证明不同队列间的确存在早期资源优劣势的差距。](0=否；1=是)。个人支持变量：健康状况，包括老年人自评健康(0=不健康，1=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1=完全自理；0=失能或半失能)，后者由ADL通用 6个评估指标(沐浴、穿衣脱衣、如厕、进食、上下床、室内走动)检测，有一项不能自理则判定为失能或半失能。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户籍类型(0=农业；1=非农业)、就业现状(0=否；1=是)、职业类型(0=体力劳动；1=非体力劳动)和个人年收入(取自然对数)。家庭支持变量包括婚姻状况(0=无配偶；1=有配偶)、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平均收入状况(取值为1～5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经济状况越好)、经济流向(1=子女流向父母；2=不明显；3=父母流向子女)。社会网络支持变量：亲属支持、朋友支持和社区设施环境，亲属支持包括1个月内至少能联系的亲人数量(1=没有；2=较少，5个以下；3=较多，5个及以上；下同)、能谈论私事的亲人数量、能提供帮助的亲人数量；朋友支持变量包括1 个月内至少能联系的朋友数量、 能谈论私事的朋友数量、能提供帮助的朋友数量，变量测量方法参见家庭支持变量；社区设施环境变量来自问题“您所在的社区是否有以下活动场所或者设施：老年活动室、健身室、棋牌(麻将)室、图书室、室外活动场地或其他”，归为社区活动设施变量(0=无；1=有)。

　　3.3　研究方法　

　　数据分析由3部分组成。首先是描述统计，反映不同出生队列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参与情况,以及个人特征、个人支持、家庭支持及社会网络支持等存在的差异。

　　其次，利用非线性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队列变化趋势，在充分考虑队列效应的前提下，探讨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机制，具体计算模型如下：
　　

　　其中，P表示老年人体育锻炼达到推荐量的概率；birth表示出生队列，代表出生队列对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率的影响系数；则分别表示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人支持、家庭支持和社会网络支持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系数。

　　最后，为深入探究不同年代出生的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机制具体存在怎样的结构性差异，进一步把握差异的来源、大小和方向，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重队列的比较研究。

　　4 研究结果

　　4.1　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队列比较　

　　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参与率总体偏低，不同队列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参与情况存在差别。出生队列越早，男性比例越低,童年经常挨饿的比例越高，锻炼参与的比例越低。1936年及以前出生的老年人仅有10.31%参与体育锻炼;1937—1946年间出生的老年人的体育锻炼率为14.28%;1947—1956年间出生的老年人锻炼比例为19.12%(表1)。

　　健康方面，出生队列越早，自评健康越差，能够完全自理的比例越低。此外，3 组队列的在业情况差异较明显，1947—1956年出生的老年人中有16.54%仍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而调查时点已满80的老年队列在业率仅为5.84%，这一变化符合老年人的年龄和生理变化趋势。但不同队列的户籍状况、职业类型、个人收入差异较小。一般认为，越早出生的老年队列，在生命历程中越缺乏经济、教育等资源优势。但数据显示，非农户籍和非体力劳动的比例随队列出生时间有递减趋势，这可能是老年个体选择性生存的结果。农村老年人和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可能因为资源劣势，健康状况更差、体质更弱，将较早被淘汰，存活时间更短。

　　不同出生队列的老年人，享有家庭支持和社会网络支持的分布情况也存在不同。出生队列越晚的老人，有配偶的比例越低，其子女最高受教育年限越长，虽然经济状况差异不大，但经济流向父母的可能性越低。出生年代越早、年龄越高的父母，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比例越高。可见，出生越晚的老年人从子女获得的文化支持可能更多，经济支持反而更低。而在社会网络支持方面，3组队列中老年人亲属支持的情况都好于朋友支持，队列间的差异体现在越早出生队列的老年人获得亲属支持的比例更高，获得朋友支持的比例却越低。社区提供活动设施的情况显示，3组队列中的老年人可获资源的可能性相差无几。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和类型与生命历程密切相关，朋友支持和亲属支持涉及个体一生的资源累积，队列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而社区资源支持属于外部支持，主要与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与生命历程无关。

　　4.2　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队列变化趋势　

　　根据模型结果可知(表2)，出生队列对老年人体育锻炼具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对于队列组1，队列组2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是其1.36倍[ e0.306=1.36，下文均采用此方法计算。]，队列组3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是其1.71倍；相对于较早的出生队列，较晚出生队列中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程度更高，假设1得到验证。

　　除队列效应外，对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还包括性别、自评健康、户籍性质、职业类型、个人收入、子女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经济流向、持有联系的朋友数量和社区拥有活动设施的情况，而童年是否受饿、是否完全自理、在业情况、有无配偶、子女平均经济状况、亲属支持、谈论私事和提供帮助的朋友数量等的影响不明显。

　　4.3　我国老年人体育锻炼队列分化的影响机制　

　　在充分考虑队列效应的前提下(表3)，本文发现，性别和年龄只对1947—1956年出生的老年队列的体育锻炼有显著影响，女性和年龄越低的老年人更可能参与体育锻炼，而较早出生的两组队列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程度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童年时是否受过饿对各队列的影响也不明显，说明在同一队列由于已经控制了整个生命历程资源和经历的总体影响，早期挨饿经历这一单独因素对晚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微弱。

　　在个人支持中，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存在显著影响，自评健康的老年人更可能参与体育锻炼，且这一影响在3组队列中呈较明显的递减趋势。依据出生队列顺序，自评健康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分别是自评不健康老年人的2.04、1.50、1.33倍。说明越早出生的老人，体育锻炼更容易受到生理因素的制约，身体是否健康更容易成为他们的考虑因素。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健康的累积劣势在老年阶段确实存在，那些本身不健康的老年人体育锻炼更低，健康状况可能更差，假设2a成立。考察社会经济情况的队列效应时发现，户籍类型对不同出生队列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存在累积劣势的惯性作用。在队列组1中，户籍对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无显著影响，而在队列组2和队列组3中，城市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分别是农村老年人的1.67倍和1.64倍。这意味着，出生时代更晚的两组队列，老年人锻炼水平的城乡差距越大，验证了假设2b，即农村资源的累积劣势在队列上有所体现。但在后两组队列间，城乡差距没有继续扩大，可能是近些年来农村在生活、医疗条件和经济资源等方面的改善对健康素养的提高发挥了作用。老年人的职业和收入水平对其体育锻炼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较晚出生两组队列。在队列组2和队列组3中，从事非体力职业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分别是从事体力劳动者的1.39倍和1.35倍，队列组3老年人的个人收入对其是否参与锻炼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验证了，有较高职业地位、较好经济水平的老年人，可能由于享有教育、经济和健康资源优势，更可能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这一选择的作用机制在进入高龄期时更可能因为生理因素的作用而受到限制。本文发现，出生时代越晚，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越强，假设2c得到验证。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老年人体育锻炼Logistic回归模型

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Physical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

　　注：* P＜0.05；**P＜0.01；*** P＜0.001，下同。

　　在家庭支持中，婚姻状况只对出生最早的队列有影响，有配偶的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是无配偶老年人的2.05倍。 家庭代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而分多重队列讨论后，其影响机制在各队列中出现了差异和分化。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对3组出生队列老年人的锻炼参与均具有显著正影响，子女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越能理解健康的重要性和意义，对健康素养的认知更强，自身参与锻炼和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越大。同时，由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容易受到相互影响，他们一方面可以敦促老年人增加身体活动以提高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文化程度更高的子女越容易得到老人的信服。但这一影响在3组队列之间呈现递减趋势，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发生比分别提高13.31%[ e0.125-1=13.31，下文均采用此方法计算。]、9.86%和6.72%。这可能是源自于队列间健康资源获取不平等：较早出生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对健身与健康关系的了解程度较低，对子女依赖程度可能更高；子女的平均经济状况无显著影响，但对最晚出生的队列来说，经济流向则表现为有能力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锻炼活动水平更高，是需要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1.57倍。这再次验证了，这部分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对体育锻炼影响更强的假设，从反面说明年轻队列的老年人是否参与体育锻炼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关系更弱。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机制，在队列间因其支持类型的不同而产生了分化，子女的文化支持是影响老年人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经济支持总体不显著，且出生队列越晚，子女文化支持的作用越弱，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的依赖越不强，假设3得到验证。

表 3 不同队列老年人体育锻炼Logistic回归模型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Physical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Cohorts

　　此外本文发现，社会支持网络中，可联系的家人/亲戚数量越多，老年人参与锻炼的可能性越低，且这一特点仅体现在最早出生的老年队列。相对没有亲人联系的老年人，有较少和较多家人联系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分别是20.76%和9.00%，亲人数量对早期队列老年人体育锻炼水平有负向影响，但对晚期队列影响不明显。对老年人而言，亲属联系和体育锻炼具有相互替代作用，体育锻炼可以作为丧失亲属联系的一种生活补充，而出生年代越早的老年人，其社会支持类型越单薄，朋友支持较弱，亲属支持相对更强，这种替代作用更加明显。同伴支持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显著正影响在低龄老年组得到体现，持有联系、能谈论私事的朋友数量越多，参与锻炼的可能性越高。此外，社区是否为其提供场所和设施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有社区设施的锻炼可能性是没有社区设施的1.47倍。

　　5 分析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在充分考虑队列效应的前提下考察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差异，探讨体育锻炼影响机制的队列分化。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次从队列视角讨论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变化及差异，将影响体育锻炼的因素置于更大的时间跨度内去解释，从生命历程视角阐释了特定社会情境中生理和社会因素在参与锻炼差异和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为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考察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发现,个体健康资源获得不平等和不同支持网络在生命历程中的作用是影响体育锻炼队列差异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

　　首先，队列间不平等，模型结果证明了出生队列对老年人体育锻炼具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对于较早的出生队列，较晚出生队列中的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程度更高。以往研究证明，晚出生的一代人在健康资源的获得上更具优势，意味着体育锻炼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相对更为成熟。具体而言，队列间的不平等源自于成长环境对个体健康行为的塑造机制，以及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代际间结构性差异。

　　其次，队列内分化，主要体现为个人支持、家庭支持和社会网络支持对体育锻炼的影响机制在不同队列间的差别。结合各队列所经历的不同社会情境，对于其生命历程的综合塑造作用，累积成晚年体育锻炼的选择：

　　1)对于较早出生的队列来说，个人支持中的生理健康、家庭支持中的配偶和子女受教育程度、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亲属支持都是他们是否参与锻炼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同伴支持等因素都不足以构成是否驱动他们参与体育锻炼的因素。一是由于这部分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累积劣势作用，使得生理因素的限制作用突出；二是受限于教育、健康资源获得的累积劣势，自发主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观念更薄弱，参与体育锻炼更可能是一种缺乏亲属陪伴或同伴陪伴的替代品或补充品。一些保护因素或对健康行为的认知不足，可能是阻碍其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

　　2)对于较晚出生队列的老人，个人支持中的自身经济地位、家庭支持中的经济流向、社会网络支持中的朋友支持和社区环境是重要影响因素，而个人健康、子女和配偶、 亲属的作用不明显。一方面，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增加了体育锻炼的累积优势，子女发挥的作用和配偶陪同的重要性得到分化和缓解；另一方面，社会支持中的同伴支持和社区支持更容易驱动其参与体育锻炼。这意味着，传统养儿防老的经济反哺模式发生转变，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老年人对获取支持的需求类型有所不同，子女提供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在促进老年人健康方式的选择上受制于时代转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更可能是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和扩充社会支持网络的选择。

　　大部分影响因素在不同队列间存在影响性质的差别，这些结构性差异产生影响的途径较不稳定。对老年人而言，容易受其生命历程的影响而被另一种结构性因素替代或补充。总体来说，个人生理因素和家庭亲属支持对较早队列产生影响；经济因素、朋友支持和环境支持对较晚队列产生影响。但还有一些因素对所有队列都产生作用，只是影响程度有所差别，这些因素更可能在更长期的时间内稳定发生作用，相对不易被其他因素完全替代。首先，个体健康是一生健康资源不平等的累积和晚年生理条件的劣势随着时间推移在个体生命过程中的累积表现。其次，城乡区隔，这一健康不平等的累积过程同属结构性差异，是农村生存环境的长期劣势在个体生命过程中的累积表现，也是城乡资源分配差异在不同出生队列中积累演化的结果。最后，子女的文化程度，间接体现为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文化支持。出生时代越早，子女的文化支持发挥的作用越大，较早出生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对健身与健康关系的了解程度较低，对子女依赖程度可能更高。

　　虽然，结构性差异导致老年人健康资源获得不平等，但不同结构系统之间可能存在区别，若不考虑队列间结构性系统的差别，可能对影响机制产生模糊的误判。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借助生命历程理论构建解释框架，从宏观视角阐释了社会力量在塑造老年人体育锻炼上的作用，解释了社会环境如何通过建构结构性特征影响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尽管受到所用数据的限制，无法对社会力量、社会环境进行操作化，并在模型中具体量化测量，但在对老年人参与锻炼的队列变化趋势及对影响机制的探讨中得以总结，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理论积累。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为老年健康促进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新视角，健康促进策略的制定应以生命历程为着眼点，以过程视角看待老年人体育锻炼变化趋势，着力消除结构性不平等及其带来的劣势累积过程，尽早发现可能诱发健康资源获得不平等的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更为直接的干预路径，以提升我国老年期体育锻炼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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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9-02-18；修订日期：2019-10-08；编辑：马婧）